第17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这一章属于介绍，主要介绍曹操的处境以及古代政治，四千字大章节奉上！)

    ……

    皇帝任命百官，百官辅佐皇帝牧民。

    皇帝与百官、皇权与臣权，自封建王朝出现之后，便是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存在，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却又时常对立、彼此争锋。

    在曹操个人眼中，皇权与臣权之间的争斗，从先秦时代，君臣两大阶层出现之后便开始了，时而皇权压过臣权，时而臣权又压过皇权，可谓是此起彼伏，互有胜负。

    秦始皇十年，秦王嬴政毒杀秦相吕不韦开始亲自执政，此时嬴政虽未称帝，但是在周室衰微的情况下，诸侯王本身已经相当于皇帝，秦国王权开始压制臣权。

    随后十年间，秦王政横扫东方六国，彻底取代八百年周室，称帝建国，为了分担皇帝压力，也为了能辅佐皇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职位—-丞相，丞相的出现代表了臣权与皇权的对抗，只不过秦始皇功绩与法家的影响力甚大，丞相虽然在秦朝出现，但是并没有与皇权对抗。

    汉帝刘邦，三年灭秦，五年亡楚，称帝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压制臣权，加强皇权，“封无可封，赏无可赏”的韩信则是首当其冲，先是将韩信的齐王改封楚王，意图用项羽在楚地的残余势力削磨韩信，只是出乎刘邦意料，韩信一改以往的做法，不但不派兵镇压，反而安抚项羽在楚地的残余势力，楚国被韩信迅速掌握。

    刘邦无奈之下，只能用张良计策，假称游览云梦泽，强行罢免韩信的楚王，改封淮阴侯，韩信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势力一降再降。

    汉十年，吕后召韩信入长乐宫，意图杀害韩信。

    但是当年刘邦与项羽对峙时，为了取得韩信的信任，刘邦曾说过对韩信三不杀，何为三不杀？“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

    于是吕后设计将韩信骗到长乐宫三层绣花楼上(此所谓见地不杀)，并把锈花楼上窗户严封(此所谓见天不杀)，然后将韩信装进布袋里，把他兜起来，用绳索将其活活勒死，也有说是竹子活活插死（此所谓见铁不杀)。

    韩信死后，张良辞官隐退，萧何虽然仍在做官，但是年事已高，刘邦出于各种考虑，放过了他，随着三大功臣的下场，汉朝初年，皇权空前加强，臣权再次被压制。

    韩信被杀，张良隐退，萧何不久后去世，丞相由曹参接任，汉惠帝时期，曹参身为丞相，政治上“萧规曹随”，实行无为政治，君相矛盾还不深。

    吕后立诸吕为王时，丞相王陵极力抗议，吕后十分棘手，只好迁他为“帝太傅”，继承王陵的右丞相陈平迫于吕后压力，凡事唯唯。可是到周勃诛诸吕安刘氏后，形势大变。周勃、陈平作为元勋尊崇莫比。

    汉文帝只是以庶子入居大统，凡事谦让，使得丞相权倾一时。汉文帝、景帝都是谦让的皇帝，对于丞相的决定不轻易否决，丞相的权力到此达到一个高峰。

    西汉初年，御史大夫在职责上接近皇帝，成为皇帝的心腹，晁错任御史大夫帮助汉景帝出谋削藩，而丞相陶青、太尉窦婴反而不参与，御史大夫成为皇帝限制相权的工具。

    汉初，御史大夫作为储相在文、景二帝时逐渐成为定例。汉武帝以前的丞相，真正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汉初丞相的出身大都为列侯。丞相的权力恰恰达到无以复加的时候，皇权与臣权的矛盾激化了。

    汉朝继承秦代的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在权力机制上实行丞相负责制。丞相辅佐皇帝，总揽庶政，在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汉初的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于一身，总领百僚，有权任免官吏、考课吏治，甚至诛杀犯官;直接参与朝廷决策、制定法律政令，对皇帝做出的决定，甚至可以拒不执行。

    《史记·张丞相列传》：“苍为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

    丞相申屠嘉看不惯邓通恃宠目无丞相，不顾汉文帝的劝说，将邓通痛打一顿。皇帝对丞相的决定一般不作反对。丞相权力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后代难以比拟的。汉朝中期丞相权力的加强是由当时特殊的环境决定的。

    汉武帝继位以后，再次加强皇权，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在中央通过打压以丞相为首的臣权，丞相首当其冲。

    汉武帝通过抬升侍中等侍从郎官的地位，转移丞相实权，又频繁黜杀丞相，任命地位低微的人为丞相，例如公孙弘；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丞相不可能坐大结党，丞相所代表的文武百官的权力骤减。用暴力方式杀丞相令后继者凡事只求唯唯。

    《史记·张丞相列传》：“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功名有著于后世者。”

    汉武帝又使内朝官代行某些外朝的职责，皇帝的尚书台承担了部分相权。

    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他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说明中央决策已经离不开尚书台的支持。

    霍光与张安世定议废昌邑王，“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汉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说明这时丞相已经“备位而矣”。

    西汉后期，武帝时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取代丞相通过尚书台承担起行政职责。

    汉元帝时丞相改称“司徒”，汉初以来的丞相负责制名存实亡。臣权势力到达最低点。

    汉朝后期的外戚政治萌芽于汉武帝末年，形成于昭、宣时期。

    外戚政治是皇权的畸形发展，汉武帝时期皇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权是通过削夺外朝官进而此消彼长达到的，皇帝的干练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样干练，不少后继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会再将权力发还给外朝官，只有借助内朝官维系形势，最方便的手段是借助亲信外戚或者宦官维持。

    汉元帝初年，“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宦官掌握尚书台能够令百僚“敬事显”，足见尚书台在中枢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后宦官的权势得以控制，可是西汉统治者没有亡羊补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

    汉宣帝以后，大司马这一崇衔逐渐成为实职，权高于丞相，职掌全国政务。

    汉成帝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将“大司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汉书·王莽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

    这样的局势直接导致臣权发展壮大，直接与皇权对峙，最终王莽代表的臣权篡位，臣权势力达到最高峰。

    汉光武帝平定天下，重建汉政权后，革除外戚政治，并改革了宰相制度。

    汉光光武帝以“寓刚于柔”的策略，解决了怎样排除功绩显赫、虎视眈眈的重臣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一难题，善待功臣，但绝不允许功臣干政，同时又限制外戚坐大。

    光武帝稳定形势后，在行政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削夺“无所不统”的三公职权，以尚书台处理原属三公的日常政务，对三公外示尊崇，内夺其实权。

    三公本有“调理阴阳”的职责，现在则拿这一职责使三公因天时不利主动引咎逊退。

    东汉的胡广就这样反反复复做遍三公，却毫无建树，三公当职不当事，权力逐渐转移到尚书台。

    尚书左、右仆射、司隶校尉三独坐，成了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

    汉光武帝恐怕始料不及的是：他善待功臣使豪强坐大最终导致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削夺臣权所未及的是他的后代除明、章二帝外，都为短寿、庸碌之辈。

    章帝死后，外戚窦氏即登台执政，而年幼的皇帝又看不惯外戚的张扬跋扈，便联合宦官诛杀外戚，如此便轮到宦官专权，到了王朝后期，外朝与内朝矛盾激化，最终宦官控制政权，发动“党锢之祸”，结果使王朝中央政治不可收拾。

    汉末，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自己为丞相。扩展文武百官的权利，与汉帝刘协代表的皇权开始对峙，在这场对峙中，由于自己掌握了军权，同时外部环境乱世又极为关键，臣权数次完胜皇权。

    赤壁之战前，孔子的直系后代孔融，殊死一搏，严厉呵斥曹操代表的臣权，并且竭力阻止曹操南下平刘灭孙，防止臣权再度扩大，只是无力回天，曹操自己当然大怒，灭孔融满门，孔子直系后代因此断绝，汉朝最后一个忠臣的死去代表了皇权彻底无翻身的机会。

    如今司马氏代表的臣权已经开始逐步蚕食这皇权了。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代表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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