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顿悟便是大智慧（下）

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言行记录能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宝林寺改称为中兴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并以惠能新州故宅为国恩寺。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慧能圆寂于家乡新州的国恩寺，享年76岁。六祖真身迁回曹溪，供奉在灵照塔中。慧能去世后，名位加身。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又加谥为“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最后神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

    慧能从一个不识字的樵夫，逐渐成为享誉青史的一代宗师。他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将达摩撒下的禅的种子培育成了参天大树，并使之蔚然成林。

    柳宗元作《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的时间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此时正在柳州刺史任上。其碑文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序言，叙述写碑文的由来，后一部分为赞语，介绍大鉴禅师的功绩。

    在前一部分序言中，说道岭南节度使马总以辖区内的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给朝廷上呈奏折后，宪宗下诏谥号为大鉴禅师，安放大鉴禅师真身的塔为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皇帝诏书到达都府之后，岭南节度使马总组织各方人士到南华寺聚会宣告，只见漫山遍野的上万人到会，尤其是他的学生上千人特别踊跃，如同大鉴禅师复活，或者刚刚去世不久一样。作者感慨，虽然佛家之说出来比较晚，“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武帝曾经向达摩征询有为之事，受到了达摩的讥讽。达摩隐于嵩山少林寺，将他的学说“六传至大鉴”。然后具体介绍大鉴怎么样得到了弘忍五祖的传授，隐遁十六年后方才出山讲法。“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唐中宗曾经慕名派使臣邀请其入宫，但未能成行，便“取其言以为心术”，当做自己修炼的座右铭。大鉴禅师的学说如今已经遍布天下，大家都认为禅宗的本源在曹溪。大鉴禅师辞世至今已经一百零六年，终于得到了当今皇帝的谥封。序言中最后一个层面对岭南节度使马总做了一个叙述介绍，同时说到“昭列大鉴，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来谒辞”，专门委派人员前来向柳宗元求取碑文。

    后一部分赞语以骈文方式书写，基本上四言两句为一行。从达摩“传佛语心”开始，直指大鉴，“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大鉴在曹溪传法，“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轶，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由师内鉴，咸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大鉴禅师法的精妙，一是主张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这与儒家孟子的“性善说”相通。二是求佛在于“内鉴”，以达顿悟，不必讲求“植根”、“耘苗”的过程，只要内心与外界能够融通，就能够明白的进入禅的境界。唐中宗当时非常赞赏大鉴禅师法，专门了请他去朝廷讲法都未能请去。如今过了一百零六年，因为岭南节度使扶风公的上书，得到了当今天子的首肯，大鉴禅师这个谥封光耀南方大地，也推动大鉴禅师法有一个新的崛起。

    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在永州对此前所为进行了深入痛苦的思辨。“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则是他经过反复锤炼所形成的思想结晶。章士钊先生评韩愈、柳宗元的异同，着重讲了“韩以排佛为名高”，“柳虽尊儒，而不排杂家”，然后以柳宗元曹溪碑文为证，“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并且指出，“合所谓生而静者‘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语本《礼记》。子厚在此，乃提出教宗一大题目，盖孔子殁后，杨、墨、黄、老分裂其术而浮屠承其后，此教义发展程序必如是，而各教皆返本而统归于儒”（《柳文指要》）。

    刘禹锡（772—842年）比柳宗元年长一岁，与柳宗元为同年进士，两人命运几乎相同，但刘禹锡比柳宗元的寿命则长了二十多年。根据刘禹锡《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前序，“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来，且曰：‘愿立第二碑，学者志也’。”刘文称柳宗元为“文雄”，其写作后于柳文三年，应当是819年所作。不过，柳文“大鉴去世百有六年”与刘文“百有六年而諡”的说法虽然一致，这里有一个年号迭加计数的问题需要甄别。慧能是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亡故，是岁癸丑，下延一百零六年，应该是元和十三年戊戌，而刘文卷首“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柳文的写作也是在元和十一年，这里十一年与十三年明显的相差了两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唐玄宗先天一年的次年为开元一年，先天二年则被隐去。考李隆基初登帝位，接连出手了一套组合拳。景龙四年（710年）中宗去世时，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迫使温王李重茂少帝逊位，李隆基父亲相王李旦即位为睿宗，李隆基因功而立为太子。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传位太子，退为太上皇。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元开元。先天二年与开元元年实质上在同一年内有了重叠。然后也是因为唐玄宗，安史之乱造成天下大乱，天宝十五年出走长安、马嵬兵变，玄宗入蜀，太子李亨灵州自行登基为肃宗，《纪年表》只有至德元年而隐天宝十五年，这一年也有了两个年号重叠。按，因为唐玄宗年代前后两次出现过年号重叠，导致柳宗元、刘禹锡们都将元和十一年作为大鉴禅师去世后一百零六年得到朝廷封谥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元和十三年。

    刘文的前面序言也说了大鉴禅师的出身与传承，铭文除了对大鉴禅师的禅理“一言頓悟”做了弘扬，还叙说了大鉴禅师“五師相承，授以寳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发布了南能北秀的禅理差异，“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对于大鉴禅师碑文写作的定位也是非常准确的。

    有趣的是，数百年后的苏轼则有一番这样的评价：“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据章士钊先生引，“子瞻曾为南华写子厚此碑，近袁爽秋（昶）在日记中语其事：王摩诘撰《六祖能禅师碑》运用故实，圆通无迹，极骈文之能事矣，然柳子厚《大鉴塔铭》，义理精到处，似胜王作，宜东坡乐为书丹而不辞也。”又，“使来谒辞：廖注称：东坡在韶州，曾为南华写此碑，南华又求写《刘梦得碑》，则坚辞不允，与上录袁日记合。”这里说到，苏轼对柳子厚的《曹溪》等碑文评价很高，去了南华寺却未见到碑刻，便为书写柳子厚碑文，但拒绝了书写刘梦得碑文。这可能是他对柳子厚的特别偏爱之故。因为，韩愈当年纪念柳宗元的《柳州罗池庙碑》一文，后来亦为苏轼书写，勒于石上。永州人将其复制于柳子庙，成为柳宗元事迹、韩愈文章、苏轼书法的“三绝碑”。再后来柳州人重修罗池庙，又将“三绝碑”从永州复制过去，成为一段佳话。

    刘禹锡在写过《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后，还写了一篇《佛衣铭》，对佛衣不传作了讴歌。其引言简洁，“吾既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作佛衣铭”。五祖弘忍将衣钵传付给六祖慧能时，知道已经引起了神秀及其他弟子的妒忌，在僧徒之间会有衣钵之争。所以他在传法给六祖慧能时说：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六祖慧能接法之后，遵从弘忍大师的教导，在传法给弟子之时，只传付心法，不再传付衣钵，免除了衣钵争夺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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