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

    晁景迂经说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着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邳彤郦商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钜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绐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书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着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象载瑜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车羲”，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汉志之误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灾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呼池河，皆注云：“呼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汉将军在御史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宀禹）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着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朱崖迁客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张士贵宋璟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韩欧文语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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