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7 对屠杀的第一次报复

    经过反复搜索，舰队确定没有漏网之鱼了，水手们就将被捆绑好的西班牙人推到船舷边射杀，尸体直接丢进大海！西班牙人虽然试图反抗，但还是被干净利索的全部杀掉了！

    动手的陆战队士兵不仅对对屠杀西班牙人很感兴趣，还纷纷争抢动手的机会。因为在战前刘佩就让教导员们告诉过士兵们，我们不是杀俘，而是正义的复仇！

    教导员们从各种史料中翻出了不少东西，给大家讲的就是西班牙屠杀华人的事情！

    1574年，大海盗林凤率众进攻吕宋岛（菲律宾主岛），目标直指马尼拉城，但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西班牙殖民当局虽然击退林凤的进犯，但由此也对华人的能量产生恐惧。

    1593年，菲律宾总督达斯马里纳斯在远征摩鹿加群岛期间，因虐待华工被潘和五等人杀死，更是强化了殖民当局这种认知。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当局开始煽动排华浪潮，使得双方的关系日益激化。

    虽然殖民当局对华人的迫害越来越严厉，但通过偷渡的方式来菲谋生的华人仍然是越来越多，到1602年时，在菲的华人总数已增至四万余人，而西班牙人仅有二千多人。华人数量的激增，引起殖民当局的恐惧，为消除这种恐惧，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行残酷的驱逐或屠杀。

    恰在此时，明政府的一个“无厘头”举动，给殖民当局带来实施大屠杀的良机。原来在1603年，一个名叫张嶷的男子，为希求富贵，便向明神宗上书，妄言菲律宾岛上有一座机易山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前往开发，可获得难以估量的收益。神宗本是个嗜钱如命的主儿，看到张嶷的上书后欣喜若狂，不管大臣们如何力陈这种说法的荒谬，毅然决定派王时和等人前往勘察。

    其后又有机易山之事，自采金中贵虿尾四，出一妄男子张嶷更为新奇。其说上疏曰：吕宋有机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采取之，可得巨万，无禁。有诏下闽，廷臣力言其谬，不报。闽当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时和及百户干一成往勘其地。见《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王时和一行人到达菲律宾后，经过向当地华人求证，发现根本没有“金豆自生”的机易山，张嶷所说纯属胡言乱语。王时和等人自讨没趣，随即回国复命。虽然此事件以戏剧性结局收场，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却以此为借口，造谣说华商阴谋叛乱，将配合明朝军队入侵菲律宾。

    同年10月，殖民军对当地华人展开大屠杀，用大炮将华商的聚居地“涧内”轰为平地，迫使华人纷纷逃往大仑山避难。然而大仑山的华人由于缺衣少粮，很快便陷入大饥饿当中，最终只能铤而走险，冒死进攻马尼拉城。但面对殖民军优势火力，仅以血肉之躯与之对抗的华人很快败下阵来，被杀及饿死山谷者多达2.5万人，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不过300人而已。

    初三日，华人在大仑山饥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发，燃铜铳击杀华人万余，华人大溃或逃散，饿死山谷间，横尸相枕，计损二万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见《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大屠杀结束后，西班牙殖民者虽然一次性便清除华人的“威胁”，却也因此有得罪明朝的危险。殖民当局担心明朝会采取军事进攻、断绝通商等报复行动，便于次年遣使向明廷进行“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将事件上奏朝廷，万历帝听闻后暴怒，下诏将张嶷枭首示众，同时令徐学聚严厉斥责西班牙殖民当局。

    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见《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一·外国四》。

    徐学聚等人奉命“问罪”西班牙殖民当局，然而在他们颁布的《谕吕宋檄》中，虽然一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

    殖民当局见到这份“问罪状”如释重负，自此看清明朝色厉内荏、糊涂颟顸的本性，在之后剥削、屠杀华人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去世明朝没有向西班牙还击也有深层次的原因。在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加上大明朝廷超量印发宝钞，彻底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明朝信用货币体系。所以自嘉靖后期，国家货币财政开始陷入危机。

    但是在宝钞制度名存实亡和盐引制度被废除后，大明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发行公债或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而且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政

    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14%。而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明代末年，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也不给予任何支持。

    简单来说，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

    而与西班牙人交恶的后果，明朝万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明朝巡抚南居益认为：“夷舟坚铳大，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军将领朱文达认为：“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

    也就是说，明朝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海外华人引起边境动荡，因为为这些海华华人出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反而可能导致与西班牙人的战争。

    不过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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