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战俘

    “有道理。”公子卬点点头。

    他记得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秘鲁就出现了用工荒，他们从澳门大量签署华人劳工，来到南美的种植园、鸟粪石矿区劳作，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效应。秘鲁当时仅仅只有200多万的人口，每年引进华工的商船络绎不绝地横跨太平洋，巅峰时候，单年签署的华工规模在一万三千人以上。

    资本家是会自己核算成本的，相比于一锤子买卖的奴隶贸易，细水长流的雇佣关系似乎更加有利可图。

    从1849年到1874年，秘鲁华工许多人在雇佣期间内遭遇到了种植园主的尽可能的压榨，不少华工起义、逃跑、乃至于自杀。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华人遇到了好心的秘鲁老板，在雇佣期间，攒下了不少的家当。

    雇佣结束后，华人们聚居在利马的华人区，利用积蓄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秘鲁《祖国报》和《商报》都盛赞了华人区一家永安祥字号的商行：“它因其商品丰富、名贵、花色繁多以及售价低廉和对顾客态度的殷勤而负有盛誉。”

    秘鲁记者索托马略尔在著作《华人的道德》中写道：“事实是中国人战胜了秘鲁本地人，成为他们饭食的供应者，并且在许多行业内打败了他们。这些都要归功于中国人富有的商业才能和吃苦耐劳、善于谋算的精神。这些可怜的，在八年劳役后自由的华人，已经成为拥有自己财富的人，拥有自己公司的人，在公共财富中，他们代表着百万资本。”

    值得审视的是，秘鲁人的善意不是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是华工一次又一次用血的起义换来的。秘鲁的上等人在华工的反抗中，被迫推出了《民法典》。

    第九十九款规定：“作为劳动的报报酬，雇主必须提供食物和保护，在患病期间应当给予诊治。”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华工在劳动期间因故丧失劳动能力，顾主需要给养其终生。”

    第一百条规定：“一年内，雇主需要对华工进行教育，否则合同失效。”

    二战后的苏联也从奴隶的役使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从1945年到1956年，苏联从60万日军战俘中甄别出了50万精壮发配到各个领域劳作。日本俘虏修建铁路、伐木、加工木材、挖矿、烧砖、务农、土木作业。仅仅是1946年一年，日本战俘就给苏联带来了10.7亿卢布的产业价值。

    因为廉价的日本战俘，西伯利亚的阿贝铁路得以通车；在俄罗斯现在的克拉斯诺尔斯克地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日本战俘修建的市政大厅、广场、公共建筑依然耸立如初。

    苏联内务部盛赞这些日本战俘用起来十分顺手，只要一点微不足道的物资，就能令后者在斯德哥尔摩的效应下温顺无比。

    “日本战俘具有服从性好、人数集中、便于调动的优点。此外，战俘无人身自由，无家庭负担，可以在各地进行移动，因此可控性与可管理性强；战俘可被派到重体力劳动岗位或者无利可图的岗位上，以解放当地人手来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或保密性生产活动。如在远东地区的一些国民经济部门里，日本战俘主要被用在繁重的辅助劳动，及对劳动熟练度要求不高或者附加值低的劳动中。”苏联内务部的公文旗帜鲜明地提道。

    在公子卬的眼里，长狄的战俘或许可以和苏联的战俘、秘鲁的劳工一样，收为己用。

    管理出言道：“虽然理论上尚可，但是管理上十分麻烦。

    以往列国所用的俘虏都是他国所采买。所患者，正是本国俘虏的逃跑和暴乱。

    俘虏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四周都是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地段，很可能就会安分守己。

    长丘的故地恰恰就在卧榻之侧，长狄又熟悉地理，很容易冒出逃跑的念头来，监管起来需要更多的成本。

    如果要驱使他们，需得先行捣毁他们的家园，把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强制迁徙过来，监管的人手也要加强。

    另外列国使唤奴隶，大多发配为野人，用于庸耕，抑或是有些奴隶有特长，成为家中的仆役。长狄战俘这么多，放在家中就怕他们互相串联，危害主人；放之田垄，恐怕逃人无算。

    如果要集中管理，又不知道能让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才能谋取利益。”

    “可不可以如此。”公子卬想起了秘鲁人奴役华工的故技，他们让种植园中的华工和黑人人数相当，故意制造双方的摩擦，让黑人与华工互相掣肘。

    公子卬提出的议案就是今年再帮武氏打山戎，俘虏来的山戎和狄人语言不同，长丘方面再从中挑拨，使之互相举报、制衡。

    “驱虎吞狼，好计策。”管理抚掌道。

    公子卬进一步提出，要把长狄驯化成为可供驱使的底层人口，定期给他们进行语言培训，规范劳动和给养制度，宣讲长狄过去犯下的罪孽，和赎罪劳役的正当性。

    这些政策都是现成的。苏联怎么把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驯得服服帖帖的，公子卬就怎么来。

    比较出名的，就是苏联人允许战俘和家人通信。日本战俘益永年曾木是这样致信给福井县的家人的：“感谢苏联的友好行为，我们才没有遇到粮食缺乏问题。我以前对苏联不了解，现在对这个民主国家有了深入的了解。这里没有剥削阶级，可以从苏联人民的脸上看到对未来的期望。在返回日本之后我想从事民主运动，为日本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日本战俘高史根在给东京家人的信中写道：“苏联管理人员对我们很友好。我们每周都看电影，生活也有很大自由。苏联不像在我还在日本时所宣传的那样是危险国家。在回国之后我将以苏联生活为榜样而努力生活。”

    公子卬拍板长狄战俘的最终命运：“俘虏中可以转化的，留下来驱使八年，八年后释放；不堪驱使的，贩作奴隶，换取粮食。长狄的聚居地暂且留着，权且派遂正管理。等日后经济不再拮据时，纳入长丘麾下，移宋民，筑城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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