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79 靖国格式，宫门立馆

    张说当然不可能害喜，而且就算是，也绝无可能跟徐俊臣有关系，两人出身、秉性种种俱差距悬殊，根本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至于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幅凄惨模样，那完全是被吓的。李潼尚未监国之前，给了张说一个辨察使职，随着入朝执掌军国大权，相应的使职自然裁撤，职事归于百司，张说又被任命为事权类似的大理正。

    大理正为大理寺通判官，审覆量刑并掌监决，过往这段时间里，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南市刑场，睁眼闭眼都是血肉横飞的场面，本身就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苦不堪言，偏偏还被徐俊臣这家伙给盯上了。

    徐俊臣搞张说的法子也很简单，在将都畿诸寺观查抄一通后，这家伙归朝担任光禄丞，主要负责诸司官员工作餐的准备与分发。于是张说每天在刑场看厌了血肉模糊后，归廨堂食所见又是挂着血丝、半生不熟的牛羊肉，他又不是心理变态，能有胃口才怪。

    这种小事也不值得向上打小报告，而且靖国时期皇城诸司人员激增，凡所在职俱需优给堂食，几千人食料供给难免会有忙中出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张说这里吃不下，其余衙司官员们对徐俊臣的办事能力反而风评颇佳。

    所以哪怕吐得肝肠寸断，甚至被力役抬到政事堂奏事，张说也没提及此节。

    倒是心怀不轨的徐俊臣屁颠屁颠跟上来，详细奏报失职，主动向监国请罪，之后便一脸热切的等待监国处理。那点小心思也很清楚，就是张说个瓜娃子不行，还是我徐某人杀人如麻、面不改色，不想再当食堂大总管，想要调回原职。

    对于徐俊臣的这一点小心思，李潼的回复也很简单，就是让他滚。徐俊臣的确是一把好刀，但眼下还不是出鞘的时候。

    现在朝廷虽然量刑残酷，但凡所大辟之刑俱罪证确凿，三审五覆即成铁案，根本就用不着再去罗织罪名。所以李潼选择的司刑官员也都是朝野公认的正直之士，诸如刑部侍郎杜景俭、大理少卿李日知等，这些人哪怕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也都是司法界中的正义榜样。

    这当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听讼惟明、持法惟平的徐有功。李潼并不是因为徐有功早年曾营救他四叔丈人窦孝谌一家而弃用其人，而是徐有功在过去的动乱中不幸遇害。

    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徐有功去年曾经短暂拜相，虽然很快就被罢免，但作为宰相荣耀标志的沙堤也从天街上铺到了坊邸家门前。门前列戟，沙堤出行，便是朝廷重臣的标配，所以在动乱伊始、南衙祸乱全城的时候，徐有功一家便被盯上了。

    别的大臣要么族人众多、要么广蓄门仆，即便有乱卒登门滋扰，不失自保之力。可徐有功却真没有，既非大族出身，久掌刑司也是得罪人的差事，拜相不足一月被免，除了一条沙堤亡命路、什么也没留下，于是便成了神都动乱的牺牲品。

    总之眼下虽然用刑苛猛，但俱非乱命，把徐俊臣发用有司，反而会因其酷吏名头搞的人心惶惶，让人质疑典刑的公正性。

    只有当显眼的果实摘干净了，而朝廷仍有深作肃清的需要，李潼才会考虑将徐俊臣重新调回刑司，眼下就老老实实当个食堂大总管，在官员们饮食上积攒一点口碑。等到陈子昂赶到洛阳后，再搞点橘枳之论，搞一下朝廷团队精神方面的建设。

    “臣惭愧，懦性深在，不合刑名之威……”

    被徐俊臣一番刁状揭短，张说苍白憔悴的脸上也满是愧色，并不无忐忑的伏地请罪道。

    “君子怀仁，所以远庖厨以避杀，不可称懦。此前从权付事，未以辨量为先，道济毋须因此自责。”

    看到张说这倒霉样，李潼也有些不忍，稍作安慰一番，然后便接过张说所递上来的今日处决名目，稍作翻看。

    当视线落在宗楚客名字上的时候稍作停留，着人将相关卷宗取来又细览一番。宗楚客坐罪通藩谋逆，是韦承庆同党之一，抄没其家时又查发赃钱巨万，且家中广有大内禁器文物。其家居洛南旌善坊，就是为了庐陵王入都后就坊张设仪仗而后夺端门入宫。

    但是很可惜，庐陵王过城而不入，身体里血脉天赋被激活，偏偏要走北门，浪死在了北邙山中，宗楚客所作的接应布置自然也就没有排上用场，成了把一家人送上法场的铁证。

    李潼单看宗楚客卷宗，跟宗楚客本身也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后世对宗楚客的认知更多的也不是他中宗一朝权相身份，而是他的孙女婿李白。

    李白这家伙，热衷于娶宰相孙女，而不巧的是，其人两个夫人所出生的家族，在洛阳此次动乱清算中都被包了圆。其首任夫人是谯国公许绍的后人，但很不巧许绍的孙子参与了潜迎庐陵王的事情，已经比宗氏早几天上了刑场。

    李潼不知道李白这两次婚姻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刚需考量，如果有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位盛唐诗仙似乎有点生机渺茫啊。现在也只能盼诗仙魅力出众，不止能混到两家软饭了。

    原本李潼还打算看在诗仙的面子上，给宗氏家眷们稍作优待，但在将卷宗翻看一遍后，又很快打消了这一时的杂念。

    最近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虽然刑杀不断，但整个清算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残忍滥杀，而是这一场祸乱所裹挟的人事实在太多了，单单罪犯谋逆的名单，他手里就掌握着四份之多，分别是裴伷先所献庐陵王谋反、张说所献綦连耀谋反、綦连耀官爵赐给以及北衙哗变等名单。

    这几份名单虽然也颇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时流范围无疑是惊人的。而且整场清算，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集军事、经济与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不可能乱杀一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与节奏，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经群众俱知的綦连耀伪官与北衙哗变之外，裴伷先与张说所献名单，李潼全都没有给付刑司，刑讯的时候也尽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发足死，即刻斩首。

    看起来虽然刑杀频繁，但却避免了株连泛滥，容易让人滋生出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有扩大态势都即刻叫停，转以别罪论刑。毕竟该杀谁、不该杀谁，李潼心里门清，但范围与节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处决名单批阅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传抄出来，一份留堂编入时政而后发付史馆，一份发往门下，一份发往刑部，各自留司。本来御史台也要送去一份的，但台院官员也属于广义上的供奉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空衙门。

    趁着文吏们传抄文书之际，李潼又望向了张说吩咐道：“张郎文学雄达，错给刑司，确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见短，尤需广择馆学才士以补周全。惟旧馆有犯先人所讳，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东华门另置馆堂，以资询问。张郎即日解职事此，旧府侍员入都之前，一定要扩定馆堂。”

    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入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爆发的叛乱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情绪激励与人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潼敢废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行台幕僚群体。

    这才是李潼已经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来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这些人悉数入都，自然能够极大缓解眼下所面对的局面。而且朝廷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属们归都之后也能避免话语权上面的争吵纠纷。

    要抓权，先办学，这也是他们李家的优良传统，绝不只有玄武门事变的一招鲜。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门学士。

    李潼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园学士为他在士林培养人望，但随着他离都数年，西园旧人也泰半离散。坐镇长安时又组织了王府直学士，作为他的参谋秘书班子。

    不过眼下是入朝执政，所面对的层面远远高于原本的行台，当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台班子。

    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将王府学士调入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分门下之权。唐玄宗李隆基也将翰林院扶植起来，以分中书之权。

    李潼于原本的馆学之外再创新馆，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东宫崇文馆本名崇贤馆，犯他二爹李贤名讳，虽然已经改了，但想想还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监国，没有位在东宫，出入走访都要经过慈乌台，不免又是涕泪横流。门下省弘文馆那就更不必说了，他大爹不答应。

    所以在东华门再创新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谁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给他看看！

    新创学馆以安置幕僚，这也只是第一步的操作。下一步还是要把中书省下属的翰林院给搞起来，以分中书省权力，让朝廷权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说更有利君王。

    毕竟中书省既掌制诰，又是政事堂首席，权力实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书侍郎就是出事几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张柬之在中书省倒是没出事，结果他把皇帝办了。

    就连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给他一个中书令虚衔，以免朝中出现寡头独相，但结果还是被韦承庆搞反了车，由此可见中书权重，已经成了一个君王一打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职位。

    不过中书久掌制敕，其权威性早已经深植人心，并不好贸然切割职权，特别是在眼下这样的敏感时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时候，唯独把中书侍郎这个职位给了杨再思，就是为了要借中书省的积威来宣发制敕，对中书省事权的剥离也只能从长计议。看起来区别不大、一样荣宠的职权给授，里面也是不少心机。

    张说这段时间断案监刑，做的全是有损人望阴德的事情，眼下总算上岸了，且一看这新的职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颜开、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书，一路吐气扬眉的离开了政事堂。

    对于张说这个小滑头，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强，本身又素质极高，交游广阔，很得朝野大佬们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压一压他的人望。

    眼下把集英馆书院事宜交付给张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想要让幕僚们入都后即刻参与军政事宜，不仅仅只是给他们一个馆堂开会那么简单，章轨、图籍等一应事物都要先安排好，事情繁琐且重要，张说深谙朝事运作，能力也的确不差，正好合用。由他进行筹备，也能让集英馆人员就位后能够尽快行上正轨，发挥出备问咨询的智囊作用。

    毕竟眼下掌权版图陡然扩大到整个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还有不少心腹之人，但需要安插的关键职位更多，人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紧巴着用。

    天黑后，诸司往政事堂运送文书的频率终于有缓。李潼又事分缓急的批阅了一部分文牍后便暂时停了下来，趁着用晚餐的时候，召来几名将要外遣的官员稍作谈话叮嘱。

    眼下朝臣大半留宿于皇城中，召见倒也方便。政事堂外廊食堂里，餐食刚刚奉上，李潼所召见几人便纷纷趋行入堂。

    询问几人已经进餐后，李潼也不再客气，抓起一张胡饼三两口吃下去稍作果腹，趁着喝茶消食的时间才与几人谈起正事：“各自告身、驿程已经领到？明日起行可否？有何疑难，直须告来。”

    几人分别是郑杲、房融、徐坚等，他们所外任主要是黄河以南的诸州刺史、县令等，特别是运河沿线州县。

    虽然监国伊始，李潼便对外州官事进行了一番大调整，但他心里明白，这些都不过只是耍花枪、吓唬人的把戏，几员大都督府长史或是太皇太后旧臣、或是监国故人，给人造成一种天下尽在朝廷掌控的错觉。

    唐家初定天下的时候，大都督府的确权力不小，跨州连域的掌控一方军政事宜，较之中唐节度使不遑多让。但自从天下完成统一之后，大都督府职权越来越被压缩，诸州大都督多为亲王遥领，政事逐渐归属各州，大都督府也逐渐的退化为一种尴尬存在。

    如果诸州确有不服朝廷、果然发生叛乱，单凭诸州大都督府的确很难镇压。但造反也不是说干就干，诸大都督府人事任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震慑性。像岭南、山南等地，能吓唬住当然最好，就算吓唬不住，短期之内也不会造成太大风波。

    正因为明知是花招，所以笃定会发生乱子的河北，李潼压根就没有做什么人事调整，就算他亲领冀州大都督，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但有的地方还是需要更加重视，那就是从扬州到黄河这一片区域。因为这一片区域早在垂拱年间，便先后发生徐敬业造反与李唐宗室叛乱，民众略有习乱之俗，而且大运河直贯南北，也是接下来为朝廷输血的最重要通道，所以需要更加的慎重。

    因此李潼对于这一片区域也没有泛而统之的调整，虽然任命格辅元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运河沿线州县也都分派亲信前往治理。除了任命几人就治州县，甚至还从眼下都畿未称充裕的兵力中抽调千余人，沿途护送他们入州。

    几人也都心知此行责任慎重，并不仅止于拍胸保证的表态，而是立足现实，各自提出一些切实的需求，李潼也都尽量满足。

    见过几人后，夜色已经极深，李潼刚刚回到政事堂坐定，值守大内的杨思勖便匆匆登堂，入前耳语告是神都苑中隐有火光蔓延，应是宫人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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