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过去

    2019年6月27日，我从天津市监狱刑满释放。

    坐在回吉林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我的心里满是怅惘。

    “大哥，你到家第一件事想干啥？”

    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亲弟弟——张根活，今天同我一起出狱。这几年的监狱生活似乎一点也没让他二了吧唧的性格有所改变。

    我没有搭理他，依然盯着窗外。

    根活见我不说话，咬了口手里的富士苹果，含糊不清的自言自语道：“我吧……我到家我先抓几只林蛙解解馋！”

    说着，似乎手里的苹果已经变成肥美的林蛙，他狠狠地咬了一口，听我的心里不禁一个冷战。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现在家乡似乎已经变成旅游区了，还有没有林蛙呢？我不禁这样想着，不由得思绪又回到了我们在山里无忧无虑的日子。

    是啊，虽然很穷，但真的是无忧无虑。

    如果那年我爹没下山，如果那年我没下山，如果我没有卷入那个计划的话，那种无忧无虑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心情越来越郁结，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也许是作为一种发泄，我决定把那段经历写下来，讲给一些不相干的人听一听：

    我叫张根生，祖籍河北邢台。据说我爷爷当年在河北犯了事，连夜带着我奶奶逃到了东北吉林省安图县的一个小村子（至于村子的名字，这里不方便提及），打那以后我家就在这个穷的掉渣的小村子里过起了隔世般的生活，慢慢地活成了正经的东北人。村子在山上，交通很不便捷，人们活的贫苦，但是因为山林物产丰富，倒是也不至于饿肚子。

    我爹名叫傻根儿，他小的时候我爷爷起不出名字，就总是这么叫他，美其名曰“赖名好养活”，慢慢地，村子里的人也就都这么叫他，他曾经执拗地想改个不那么土的名字，但老乡亲们都叫习惯了，于是他也就渐渐地默许了。

    他总跟我爷爷抱怨说名字太难听，每当这个时候我爷爷就气呼呼地骂他：“你个犊子，老子叫张二狗，我说什么了吗？你名字比我的好听多了你，你跟谁俩嘚瑟呢！”

    我爷爷总是这么不正经地说着一些乱七八糟的道理，无理也要搅三分。

    后来他娶了我妈，生下了我，很正式地起了个名字叫根生。

    因为在他看来，他叫傻根，他生的儿子，就应该叫根生。

    说实在的，“张根生”这个名字，虽然比“张傻根”什么的稍微强那么一点点，但是也还没到能上台面的地步。被人叫起来还是一样的土。

    我也曾试着反抗、抱怨，向我爹表达我极度不喜欢这傻名字的诉求。

    很遗憾的，他用他爹对付他的那套说辞来对付我。

    最后的结果……你爹的道理总是比你硬。

    有多硬？

    跟鞋底子的硬度差不多吧……

    可是三年以后问题就来了。

    我弟弟出生了。

    老大叫是傻根生的，老二就不是了吗？

    也叫根生？那一家哪有重名的；叫根又生？也不好听啊。

    我爷爷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我爹是有点儿文化底子的，村子里有个支教的先生，我爹跟着他读了几年的书，认得不少的字。

    所以他致力于给我们起好名字，起响亮的名字，起有意义的名字，让我们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同时也坚决地向我爷爷随意给孩子起名的行为作斗争。

    我爹在炕上辗转了一天，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大叫了一声，搓着手对我妈说道：“张根活！就叫张根活，根生根活，扎根生活！哈哈哈……”

    他自以为天下无双的就这么给我弟弟起了一个看似随意的名字。

    其实确实挺随意的……

    从我懂事起，除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就几乎没挨过饿，不缺吃，但是其他的东西就很缺了。那个时候的娱乐项目不多，谁家里有个“半导体”能听个评书，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和根活就经常茶饭不思地追到别人家里去跟着听小说。

    听单田芳、听田连元……

    听《三国演义》，听《隋唐演义》……

    听的热血沸腾，听的黯然神伤，听的义愤填庸，听得辗转难眠……

    爷爷看到我们这样，每次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训我们说，你们不就是想听故事吗？爷爷给你们说啊，听那破铁匣子干啥玩意！

    其实，他经常抓着我们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比如他说我家祖上是东汉时期的有道修士，是上师于吉的亲传弟子。

    说于吉能呼风唤雨，掌控生死，有多大多大能耐。我家祖上呢，也差不多有那么大能耐。

    那时候于吉在江东一带传道时，可用符水救人，深得江东百姓甚至官员的爱戴。可那时候江东是小霸王孙策的天下，他一看这哪来的道士，比我的威望还高？这是我孙家的江东，你要在我这收民心，我一定要杀你！

    可是于吉能耐大，这孙策也是有心无力。

    终于有一天于吉被人暗算，还是死于孙策的利剑之下。我家祖上没了依靠，就流窜，嗯不对……是被请去辅佐天公将军张角。

    于当时乱世之中，扶大厦之将倾，救黎民于水火。

    拟号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诸如此类的故事大小巨细的不下十几个。

    起初我和弟弟还真是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字都不肯放过的听。

    我们不仅听，还跟别的孩子去讲。我就每天站在村东头的一块大石头上，滔滔不绝，添油加醋的讲。看着面前几个土包子被我讲的云里雾里，对我顶礼膜拜的样子，我心里别提多爽了。

    可是这没讲几天，那些凑着一起从半导体听评书的孩子就给我来了个正义的制裁。

    什么？于吉没有徒弟？更没人辅佐张角？于吉只会蛊惑人心？孙策是除魔卫道？

    这这这……

    我当时喘着粗气，恨不得找个窟窿钻进去。人家是有理有据啊，说书先生说的，能有错吗？

    我拉着根活就往家跑。

    丢人丢大了！

    回家的时候看着爷爷在院子里卷着旱烟，喜滋滋的冲我俩一笑。我突然站住，攥紧了拳头，带着哭腔用力地吼道：“什么祖上大能耐！什么于吉救人！什么拯救黎民！你就是个大骗子！”

    爷爷楞了一下，笑骂道：“听谁胡说八道了，你们俩犊子。”

    我哼了一声就往屋里跑，弟弟稚嫩地学着我说了一句：“大骗子”。也跟着我跑开了。

    爷爷的脸上明显有些失落，我看着他嘟囔了几句什么，但是我听不清，我更不想去听清楚，因为，他就是个大骗子。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去听他讲的故事。

    直到我五岁那年，他去世之前，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我们围在炕边，他又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对着我爹说：“我死以后，你就把它烧了吧，也许咱们早就该把它烧了……一了百了……少活几年不算啥，就让这个事情，在咱们这代做个了断吧……唉……该有个了断了……”

    他说罢，就怔怔地出神，望着黑洞洞的屋顶，沉默了好久。

    然后他又想到了什么，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爷爷讲的故事可能不全，但是都是真的，是真的……”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没有点头，但是我的心里很酸，虽然我的心里肯定地认为他说的话是假的，但他真的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却突然的想听他再说几段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不，我想一直听下去。

    想到这，我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不知道死亡对于他来说为什么会来的这么早，他才四十五岁，虽然在山里的生活使他的脸上已经布上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皱纹，但他确确实实才四十五岁，村里比他大的老头有的是，不都活的好好的吗？想到此处，我的心由不得更酸了。

    他并没有说清楚到底是要把什么烧了，有这么重要吗？但是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有可能会是我家几代人用过的尿壶，或者是冬天剩下的腊肉……反正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因为我爷爷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么个不正经的老头儿。我不去追问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不去揭发他，在我看来，就是对他最后的尊重。

    还是让这些谎言永远不被拆穿吧……

    多年以后，我在经历九死一生终于接触到张家的真相的时候，我才明白，爷爷说的话，可能不完整，但都是真的。

    终于我长到了六岁的时候，爹妈送我去了村里的小学读书。

    学校很简陋，特别简陋。只有一间石头砌的房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二十一世纪还有石头房子吗？事实上确实是有的，在我们村，遍地都是。

    学校的教师阵容也是简陋至极，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教书的先生。其实在那个时候，正规的学校里面都管教书的先生叫老师，只是在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跟他叫教书先生，我们也就顺着口一直叫先生。

    先生姓王，据说早年生的很是儒雅俊美，反正我们村的中年妇女们回忆起先生年轻时候的样子，都不由得眼睛放光。

    这是什么？活脱脱的妇女之友。

    听乡亲们说，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里全是读书人，父母在县城里也有公干。一家人快乐幸福、和和美美。自幼有青梅竹马赵姓一女，比先生大四岁，据先生回忆呢，也是生的端庄秀丽，肤白貌美，在一所小学当老师。

    这一些似乎都是上天对先生的眷顾，他十多年的人生并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波折，直到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那黑暗的十年里，终于有一天找上了他的生活。

    先是父母被红卫兵批斗，在牛棚里双双毙命。再接着赵姑娘终于也是忍受不住屈辱跳了河。

    他是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于是就只能悲愤地去找红卫兵理论。可人家谁跟你理论，又是一顿给打了回来。

    他想过杀人，可是杀一个红卫兵又能怎么样呢？自己得偿命不说，这就算报仇了吗？

    很明显并不是。

    不得不说先生很坚强，他挺过了最黑暗的十年，但是他万念俱灰，他觉得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他还活着，是他想连着自己的父母的那份，连着赵姑娘那份，一起活着。

    于是在1977年的春天，他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

    申请来我们这个鸟不拉屎的村子支教，教书育人。

    因为赵姑娘生前，就是老师。

    来村子那年，他才18岁。

    我上学的那一年，他已经38岁了。

    这二十年的教书岁月里，他教了很多人，可以这么说，我们村凡是可识文断字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连我爹也是。

    先生教两门课，语文和数学。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村子以后，到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原来还有好多好多，类似于物理一类的学科。

    不过那都不重要，别说先生不会，即使他会那些乱七八糟的学科，老乡亲们也不会感兴趣，因为在我们看来，识字和算数这两个才是生活的最主要的技能。

    只会两门，这足以让我们村子的人拿他当个宝了。

    他自己的工资都用来买书了，先生喜欢看书，特别喜欢。

    他的房子是乡亲们一起给盖的，他的吃穿用度，也都是老乡亲们给他凑的，村子里的人都实在，不图别的，就冲先生能传他们识字算数的本事，就是很大的恩德了。

    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即使是两门课，也还是嫌多。

    就比如张根活同学，他在上学以后，对识字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只关心数学。

    为什么呢，因为这可以让他算清楚，我家的老母鸡一天产多少蛋，一个礼拜能有多少蛋，一天吃几个，才能让他天天有鸡蛋吃……

    唉，神经大条的吃货，我永远理解的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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