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桥庆喜的醉梦，此事亦然变得不美妙起来：
其实自元治元年（1864年）七月十九日禁门之变后，为难之处不是如何讨伐长州——毕竟长州犯了大忌擅自动兵进攻京都，而且围攻长州是各家联手，这肯定是有胜无败。
令庆喜为难的是，如何收拾残局。
说白了，扶桑政局日后走向如何、庆喜为首的“一会桑”势力如何维持权势，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时，据西洋历1861年4月米人南北之战爆发已经三年多了，欧罗巴从米人南部获得的棉花越来越少，因此，作为输入扶桑的主要货物，洋布、洋纱数量也日渐降低。
再加上米人洋商的不活跃，其实扶桑的经纶危局有所缓和。
当然，庆喜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结果与幕府派出的竹内保德旅欧使团有关——虽然文久2年（1862年）的交涉中付出了减税等严重代价，可毕竟顺利推延了两港两都的开埠。
这样的大势下，有去年武力攘夷的失利，加上今年以来西洋人不断集结兵船于横滨，才是朝廷改元“元治”默许放弃武力攘夷的根本原因。
当然，诸侯们也灵醒无比，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之变、今年的禁门之变，都体现出了先见之明。
可是，缓解不代表根本矛盾得到解决。
如今扶桑的两大危机是，对外开埠造成的困局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带来的骚乱。
其实这两件事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开埠困局，造成了江户幕府大失人心、愈发窘迫；
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这又造成了扶桑各方无法合力对外，使攘夷始终无法实现。
算起来，自英祖家康公庆长八年（1603年）开幕以来，至今亦有二百六十二载，大大超过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的治政时长——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秉政二百四十二年，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存在稍短，只有二百三十八年。
儒者说“中华三百年治乱循环”，可怜扶桑幕府，只有德川家才超过了二百五十年。
如今就算最强硬的幕臣，也不敢保证，在西洋诸国压迫下，江户幕府能安然无恙。
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看法，也是朝廷、诸侯甚至自己敢搞风搅雨的原因。
不为文王、魏武，便作光武、昭烈。
可要命的是，自己根基不深，起事太晚：
别看自家贵为御三卿一桥家主，可一桥家十万石领地一贯都是幕府代管，家臣也与旗本、御家人一般无二，都是直接效忠于江户。
虽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起，自家就任“将军后见”后就拼命积蓄实力，可实际上，直到文久四年（1864年）三月成了“禁里御守卫总督”，这才开始有了根基。
天可怜见，近畿是有六十一万石御领，可自开埠以来就动荡不安，而且呢，这些还得通过京都守护容保、京都所司代定敬操控。
另外朝廷公卿、江户幕臣也不是好相与的:
一方死命要权要钱，要不到就捣乱；
而另一方呢，则处处掣肘——说一千道一万，家茂是名正言顺的德川宗家正朔，若自己侵占近畿御领的利益太多，就会引来幕府老臣们的反击。
现如今，因水户天狗党作乱，自己的水户一系招致了幕臣集体恶感，甚至连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他也在六月被迫辞职。
算起来，自己在幕府内大大失势。
如今讨伐长州在即，如何才能巧妙地周旋于朝廷、幕府及诸侯各方，既让幕臣知道自家的“忠心”，又能安抚他们的不满，还要巩固亲近诸侯的关系呢？
人生真是处处为难，一步也松懈不得啊。
事实上，之后自己确实没做到——或者说没做好更为恰当。
不过这也怨不得考虑不周，这谁能想到洋人居然悍然出手了呢。
七月十九日禁门之变发生，当月二十七日英、佛、米、兰四国联合战船队从横滨出兵，总计十七艘军舰讨伐长州。
八月五日开战，于三天内就扫平了下关，迫使长州俯首赔罪。
这之前，七月二十三日自己奉敕命要求幕府追讨长州，八月二日江户才下令诸侯准备，这刚有动静，四国炮击长州就发生了。
这就极其尴尬了：
本来长州毛利家是过激，但其实也是奉命攘夷。
因此在禁门之变前，公卿、诸侯甚至幕府内部，都有相当多的人建议从宽处置。
如今呢，西洋四国炮击下关，朝野对长州的同情也泛滥起来——毕竟已经有洋夷攻击长州了，这扶桑各家再讨伐毛利家，难免有吃里扒外、帮助外人欺负自己人的嫌疑。
甚至民间传闻，洋人炮击下关，乃是江户幕府勾结外人所为。
庆喜绝对有把握，幕府不会这样做——毕竟长州在禁门之变中犯了大忌，都已经近乎人人喊打了，这收拾起来容易的很，因此何必这样大费周章。
洋人之贪婪，众所周知，请其出兵，不知道要让出多少好处！
而且虽然幕府窘迫，可毕竟还是把持扶桑大义，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洋人耀武扬威，对幕府有啥实际好处？
可惜的是，随后发生的事，却助涨了这种谣言的可信。
因为禁门之变中京都生灵涂炭、一片狼藉，受到惊吓的扶桑皇帝及公卿，他们大多对长州恨之入骨。于是四国炮击下关后，继之前被定为“朝敌”后，八月二十三日，毛利父子又被朝廷剥夺了官位。
而幕府在江户也没嫌着，九月一日，居然对外宣布，将文久革新（1862年）中缓和了的参觐交代恢复原样——也就是说，暂停参觐和三年一参，又恢复到两年一参。
本来庆喜就很恼火，之前四国炮击下关后，盟友会津容保、亲兄弟两池田就要求“宽典”毛利家。
这次江户又出混招，居然这时试图恢复幕府的威望，难道四国炮击下关，这对幕府是啥涨脸面的事情啊！
再说了，征伐长州立威后，再恢复参觐交代，等几个月会死啊，非要在四国炮击下关后不到一个月就宣布此事，真让人无话可说。
真是“一时衣冠如雪，细看都是笨蛋”。
到了这般田地，自己也没多少可做的了。
之后，自家搅黄了将军家茂的亲征立威企图，并且将征伐长州的主帅，从将军家茂出身的纪州德川家主茂承，换成了盟友德川庆胜——庆胜是高须四兄弟之一，和“一会桑”的会津容保、桑名定敬是亲兄弟。
当年元治元年（1864年）十一月，征伐长州以宽典结束：
虽然毛利父子谢罪并接受了谨慎的处罚，长州还答应破弃山口城，而且三家老四参谋都切腹谢罪了，而八月十八日之变后逃往长州的攘夷五卿，他们也要移居受严惩。
这实际上，大战没有打起来，毛利家既没有减封又没有转迁，更没有分崩离析，可以说，完全是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实际损失其实不大。
当然，也不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了长州。
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幕府在横滨与洋人签订了下关事件约定书，因为不肯立即开港下关或兵库，最终约定的赔款高达300万美元之多！
这么一大笔赔款，最终大头肯定还是要由罪魁祸首长州承担。
等西洋诸国正式批复了此约定后，总计近二百六十万万延小判金的数目，虽然是于十八个月分六次付清，相信长州绝不会好过。
不过这并不能让自己满意——
按庆喜的打算，肢解长州才是好结果。因为不管是分封盟友，还是借机在西国建立桥头堡，这都是难得的扩张机会。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
果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征长大军十一月撤兵，结果十二月十五日就发生了功山寺之变，幕府扶持的长州恭顺派，很快被高杉春风等人带领的奇兵队打倒在地。
之后的庆应元年（1865年）三月，虽然长州继续对外恭顺，可暗地里却开始积极重整军备。
最让庆喜暴怒的是，之前下关事件善后中，洋人要求开港下关，居然就是之前高杉春风等对外主动提出的。
虽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千岁丸出访唐人松江后，九州、西国诸大名就开始偷偷展开密贸易。可长州如此放肆，明目张胆地勾结洋人开国，这不是反了天么！
于公，扶桑开埠以来的动荡世人皆知，长州这么做，是丧心病狂的吃里扒外。
于私，就算不得不继续开港，下关开港和兵库、大坂开港能一样么？这关税可是一笔大进项，庆喜组建“一会桑”控制了近畿，这好处岂能落入外人口中。
于是，庆应元年四月，自己挑动幕府再次发起征伐长州，而理由则是“暴徒再起”和“私自与外国交易”。
不过此时可不如第一次征伐长州时顺利了：
首先，朝廷、诸侯开始警惕幕府。
去年幕府宣布恢复参觐交代，在抵制之余，外样大名们开始警惕幕府威权再振，因此对再次征长都不积极。
而自文久三年（1863年）公武合体以来，朝廷虽然明面上恢复了不少权威，可实际上获得的好处却不多。
特别是公卿们，一直没有捞到实权，如今对原本的尊王首领庆喜也开始怀疑起来。
其次，开埠引发的扶桑动荡又开始恶化了。
元治元年（1864年）至今年的庆应元年（1865年），粮价又开始迅速上涨，而民间的一揆和米骚动又重新层出不穷。
对此，朝野各方将此归罪于幕府锁港不成和元治元年初开始执行的伦町改税约书。
本来各家经纶都不好，因此不愿意再助军役，而幕府有本事再征长州却无意约束洋商，也让朝野对此非议增多。
另外，以萨摩岛津家为首，一些在去年第一次征伐长州出过大力的诸侯，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也甚为不满，因此反对二次征长并拒绝出兵相助。
因此，尽管庆应元年四月，幕府和庆喜就挑起再征长州之议，可直到庆应元年九月才得到了再征长州的敕许——如今粮价高昂引发扶桑再次剧烈动荡，幕府不敢轻易舍弃公武合体的名头，因此只能苦求征长敕许。
而对自己（庆喜）来说，没有拿到敕许就征长也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朝廷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得不到敕许，无疑是显示自己开始失势，这样如何能在朝廷、幕府及诸侯之间继续左右逢源？
而且当年七月，在诸国公使的逼迫下，幕府已经支付了第一批下关事件的赔偿。而因为长州对此无动于衷、百般抵赖，结果这笔五十万美元最后是由幕府垫付的。
如果处罚这样的恶行还得不到朝廷支持，幕府支持公武合体的意义何在？
而如果幕府没有敕许就征长，公武合体这一破裂的话，那“一会桑”得以控制近畿和左右时局的大义和根基何在？
可好不容易，等九月拿到再征长州的敕许后，幕府却无法启动二次征长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英人新任公使帕克斯的鼓动下，庆应元年（1865年）九月十七日，西洋四国联合战船队威逼摄海，做出一副谈不拢就要攻击大坂的姿态。
这个光景，如何能继续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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