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钟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钟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

    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

    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

    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钟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而入。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才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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