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飞龙在天 第三十四章 太祖誓碑

    赵匡胤的性格就是粗狂豪放处可以跑马，心思缜密之处可以绣花。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宰相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作为百官之首，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作为世人瞩目的当朝风云人物，几千年来，拜相封侯，一直是天下士子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

    宰相，在不同朝代，称呼不同。周称太宰，秦汉称丞相，南北朝的录尚书事，隋称尚书令，唐称中书门下侍郎，宋称同平章事，清朝称军机大臣。

    古代讲究坐而论道，早朝时，出于对宰相的尊敬，皇帝通常会赐座、赐茶，让宰相坐下来边喝茶边议论国家大事，宰相坐朝的惯例自秦汉至唐、五代一直沿袭了千余年，直至宋初。

    多年以来，在朝堂上能坐着议事的是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周朝元老。

    宋代周后，仍然是以范质为侍中，称为昭文相；以王溥为司空，称为史馆相；以魏仁浦为右仆射，称为集贤相。

    对于赵匡胤而言，以前都是你们坐着，我站着，现在，我终于可以坐着了，你们还坐着。

    范、王、魏三人都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托孤重臣，赵匡胤对他们忌讳甚深，心中总有些不快。之所以用他们，完全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江山社稷的需要。

    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和王溥如往常一样坐朝议事，聊到一半时，赵匡胤突然说道：“我今天有些眼花，看不清楚这奏折上的字，你们两个过来帮朕看看。”

    一个不满三十五岁的人说自己眼花了，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有文章。两位宰相，只得上前，帮着皇上勘读奏折。

    看完后，二人想再坐下，发现椅子不见了。

    两位堂堂的宰相，当着众文武的面，着了赵匡胤的道，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好尴尬呀！

    《闻见后录》载：“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座矣。”二人一头雾水，但毕竟都是老狐狸，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这肯定是皇上有意为之，如今椅子都被撤掉了，想要再在放回来，恐怕有难度了，只好顺坡下驴，自嘲道：“还是站着好，可以活动活动筋骨……”，算是默认接受了这番“特殊礼遇”了吧。

    第二天，三位宰相上书要求废止“坐论之礼”。

    在维护国家统治和加强皇权这种事上，没有赵匡胤不敢干的，不擀，那是煎饼。赵匡胤自导自演，用一个看似玩笑，却又十分认真的方式，破除了一个沿袭千年的“宰相坐着议事”的朝堂规矩。

    宰相失去了与皇帝对坐的权利，其实他们失去的，又何止是一张凳子呢？

    从此之后，宰相们只能和寻常官员一样站立在朝堂之上，开大会。

    如果您在影视剧中，看到大宋之前的宰相是站着参加朝会的，就可以发弹幕指责导演那个谁谁谁，搞错了，重来！

    没有椅子的宰相，无疑降低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在百官之中的身价和威信，宰相的权力与地位不如从前，再也不能影响到皇上的决策权。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文官中最大的宰相，赵匡胤都有办法整治，其他的官员，更不在话下了。

    搬走三把椅子这件事，没过几天，还在乾德二年（964年）的正月里，范质与王溥、魏仁浦三人便上书，请辞。

    实际上，这三位是想多了，老赵只是撤走了他们的椅子，并没有想罢他们的相，既然他们主动提出辞职，却也正中赵匡胤的下怀。

    你们愿意给，本皇就愿意收，不是本皇抢你们的，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老赵十分坚定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范、王、魏三人同日罢相，范质被授为太子太傅，王溥任太子太保，魏仁浦拜守尚书右仆射。

    宰相的位子终于空出来了，宰相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赵普已经在那儿排队等一年了。

    赵匡胤理所当然地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开始主持掌握军机的枢密院，赵普成为大宋宰相。

    二赵是大宋政坛最强的君臣组合，自此之后，赵匡胤集兵权、皇权于一身，真正成为大宋王朝说一不二的CEO。

    ◆ 文人治国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武将们一言不合就抄家伙，互掐，说干就干！

    用地方节度使治国，只能是越治越乱，乱到不好收拾。节度使做大了，会各自为政，不会再听你朝廷的管了，隋唐五代就是前车之鉴。

    赵匡胤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

    文人治国，这些麻烦就迎刃而解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咬文嚼字，这个可以有，舞枪弄棒，上阵杀敌，这个就太难为人家宝宝了。

    文臣基本上不会对国家政权产生多大的威胁，即使贪污那么一点，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对江山社稷造成的危害大。

    文人手上没兵，完全听命于朝廷，若对这些文臣宽大仁厚，还能收买人心，让他们对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整治完中央，老赵开始整治地方。“治不了你们这些武夫悍将，我赵字倒着写。”

    接下来，赵匡胤决定放大招了，他要制定一项基本国策，彻底铲除武将治国的乱象和威胁，让世代享用之：重文抑武，采用文人治国，实行文人统治，

    寒门子弟，从出生那一刻起，已经注定他们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了。

    作为朝廷，十分有必要给这些人开一条上升通道。不然的话，他们若跑到地方武装队伍里，鼓动那些心存异志的乱臣贼子，造自己的反，那就是不好玩了。

    屌丝想要逆袭，朕就给你架设一部登天的梯子，成全你们。

    隋唐时代，开始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官。

    老赵决定恢复科举考试，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庙堂之上。

    大宋现在急需一大批国家公务员，既然这么急，那就每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他将考试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中央的殿试三个等级。每年秋天，各州进行乡试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省试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为防止作弊，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现在的高考考试糊名，就是从赵匡胤的大宋开始的。

    乡试第一名为“解元”，省试第一名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连中三元”成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

    赵匡胤还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

    举人经礼部阅定之后，选出名列前茅者，送呈皇帝“御览”，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予官职。

    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学子都成了“天子门生”。

    皇上成了所有做官人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赵只用一招，就拉近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尔等都是朕的弟子，朕是天子，你们都自带光芒，起码也是文曲星下凡。

    南宋时，皇帝还要在琼苑为登科进士赐宴庆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琼林宴。

    “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成为读书人一生最值得炫耀的荣光。

    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本钱，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考试。

    这一点赵匡胤也考虑到了。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下诏：政府还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提供经济资助，发放举人“券”， 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还可以在官驿免费住宿。

    通过科举选官，大宋王朝的文官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从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庙堂之上，君臣运筹帷幄，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宋重文轻武，地方军队经常换防，而且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无法再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地方安定了，国家得到了长治久安。

    赵匡胤完善和发展了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文人士大夫的做官从政，铺平了道路。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除了造反，科举成了天下才俊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中华大地从此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书香门第”、“翰林世家”，让无数个贫寒的家庭走向富裕，让无数的寒门子弟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光宗耀祖。

    耕读为本，忠孝传家，进士及第，世代簪缨，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大发展，赵匡胤功莫大焉！

    ◆ 太祖誓碑

    为了确保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得以永久的贯彻执行。

    建隆三年（962），赵匡胤命人秘密镌刻一石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

    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天子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

    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得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群臣及近侍皆不知誓碑所誓何事。

    也就是说，誓碑这事搞得很神秘，一般人是根本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它只属于皇上。

    直到靖康之变，东京城被洗劫一空，太庙中祭祀之器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有人得以一睹此碑尊颜。

    陆游的《避暑漫抄》中记载：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

    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另外，《宋史•曹勋传》记载，公元1126年，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赵构：“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太祖誓碑是赵匡胤进一步巩固江山社稷的英明体现，其内容就是大宋王朝所执行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在善待后周宗室上，大宋历代皇帝都很认真，赐柴氏铁券文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记有“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柴宗训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迁郑王柴宗训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新五代史》云：周世宗柴荣共有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宋乾德二年（964），“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后来颇有建树。

    开宝六年（973），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日，溢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

    郑王死后，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淳化四年十月（993），小符太后薨，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陪于其姐西北。

    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

    宋仁宗时期，柴宗训的嫡系断了。仁宗诏取柴氏谱系，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悟。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在整个大宋朝，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水浒传》以此为蓝本，演绎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说他拥有御赐的“丹书铁券”，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第二条，对于“不得杀士大夫”一项，大宋重文抑武，赵匡胤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

    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

    太祖怒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云：“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这在历代历代都是很少见的，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斩草除根”，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入，而且还封官加爵。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想把他们给法办了。

    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坚决不允许动他们，此后，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有直接关系。

    神宗时期，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朝臣时，宰相蔡确进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可见，誓碑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甚至横行不法。

    当然，誓约的“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对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激起民愤的，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然而不杀大臣这一条大宋基本国策，得以顺利实施，都是太祖誓碑上的誓约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一条奇怪的路

    赵匡胤出身行伍，为了江山社稷，他对武将的防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各种威胁政权的事，考虑得相当缜密。

    大宋的兵工厂，里面的强弓劲弩不尽其数，十八般兵刃琳琅满目。

    宋神宗熙宁年间，兵工厂的管理大臣向皇上奏报，说兵工厂的道路修的很奇怪，狭窄不堪，还弯弯曲曲，不利于运输工作，请求重新增宽顺直。

    当时的宰相是主张改革变法的王安石，他也主张“请直而宽广之。”

    兵工厂的布局是由宋太祖当年亲自定的，这样明显不利于运输，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为什么这么布局，没人知道。宋神宗想着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当有远虑”，还是不要轻易改变，就没有批准。

    这事没过多久，在兵工厂劳作的那些工人，因为工作苦，收入低，闹起暴动，“持兵夺门，欲出为乱。”守卫兵工厂的只有几名老兵，这些暴徒拿着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在天子脚下造反闹事，直接会威胁到国家政权。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成百上千手持利刃的造反分子，竟然就被几个老兵给挡住了，他们在通过狭窄崎岖的道路时，只能一个一个的通过，老兵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一个杀一个，真正做到了以一敌千。

    等着大部队到来，几千个暴徒全部被抓获，一场威胁江山社稷的暴乱就这样被轻松平息了。这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你没有搞懂之前，尽量的不要轻易改变。这件事，足以说明赵匡胤是真的雄才大略，他在世时制定出什么“祖宗之法”，都是有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 祖宗之法

    赵匡胤雄才大略，谋略深远，他的举动有时候或许很普通，但是这可能暗藏深意，让人无法捉摸。他曾经留下三则规矩，表面看起来有些荒唐，实则大有深意。

    第一条：在皇宫中圈地养猪；

    第二条：皇宫中设兵工厂；

    第三条：宫中的建筑不要太直立，最好是七拐八弯的。

    按照常理，开国皇帝留下的祖训一般都是关于国家政令制度之类的大事，比如说不让后宫人士干政什么的，赵匡胤定下的祖宗之法竟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如果你的家是农村的，十有八九，你们家会养猪，养猪是很多农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赵匡胤要求后代在宫里养猪。

    首先，他生于公元927年，生肖属猪，他或许是想把猪当宠物养；

    其次，赵匡胤相信猪有辟邪的作用，猪血可以破除一切妖术；

    第三，宫中每日剩菜剩饭，总归有个处置的地方。

    第四，汉字“家”，上面一个宝盖头“宀”，代表房子，下面一个“豕”，就是猪。有房子有猪才叫“家”。

    赵匡胤在皇宫僻静处还开辟了一块自留地试验田，四时耕种，亲力亲为，由此可知天下粮食的收成几何，猪粪正是最好的肥料。

    “上行下效”，皇帝都带头养猪了，大臣、百姓也会跟风效仿，养猪的人多了，农作物肥料的供应就解决了。

    养猪既可以解决土地肥料的问题，养大了还可以杀掉吃肉，或者卖了赚钱，百姓就此可以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家就富强了。

    这一套积极的连锁反应，它的作用也是长久深远的，直到现在，中国农村依然是坚守着这一优良传统。依靠自己的榜样力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宋神宗时期，神宗让王安石搞改革，皇帝想不明白为什么太祖要在宫中养猪，于是把这一条祖宗之法给革命了，亲自下旨，禁止任何人在宫中养猪。

    几个月后，宫中卫士擒获了一个妖人，妖人会法术，大内卫队始终抓他不住，当卫士想要用猪血浇妖人的时候，却发现宫中没有活猪，一时半会儿搞不到猪血，最后废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妖人制住。

    宋神宗这才知道养猪的好处，对太祖赵匡胤的深谋远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命令宫中照常养猪，以备不时之需。

    赵匡胤在皇城内部设兵工厂。

    一则可以防止自己的子孙太过安逸。赵匡胤自己出身行武，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多接触接触军事，如果后代身体不行，太过娇弱，治国理政就成了难题；

    二则，皇帝听到锻打兵器的声音，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要守好江山社稷，不能太过安逸享乐；

    其三，遇到紧急情况时，军事战备充足。

    然而这一条祖训到了宋神宗时期，就彻底废了。皇城中时常传出锻打兵器的声音，神宗不堪其扰，就把兵工厂给迁出去了。此后的他天天沉溺于赏风弄月、花天酒地当中，皇城中没了金戈铁马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和欢闹声。从此，大宋被小小的西夏打的无还手之力。

    把城墙给修成弯曲的形状，抛弃传统城墙的方正流直。

    赵匡胤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他对城墙的理解，肯定非常人所能理解。为了攻取南唐的寿州城和北汉的太原城，赵匡胤可是吃了不少苦头，那个太原城，赵匡胤到死都没能攻下来。弯曲的城墙在防御上，那是处处可以打伏击，处处都是口袋阵，攻城的敌兵，一进入攻击范围，就会被早早歼灭，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效。

    还是喜欢变法的宋神宗，对祖宗的这种设计理念非常不满，在他看来，只有方正的城墙才能显示皇家气派，只是碍于国库里的银子不多，否则，早改了。到了文艺范的宋徽宗当家后，大宋城墙基本上都被改直了。

    谁料想，这一改，大祸就来了。

    靖康之变，金兵攻打开封，在四周架起了大炮，城内的宋军无处可藏，金军顺着笔直的城墙，直接杀进了皇宫，皇帝和妃子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赵匡胤高瞻远瞩，本想通过这三条祖训护佑子孙周全，也可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能够永久传承。可惜后人不是自己的直系血统，对自己的这份苦心，重视不够，最后导致国破家亡，徽钦二帝，惨死北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处理完家事国事之后，赵匡胤决心开始处理天下事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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