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章 唐之藩镇，翌日之总兵

    朱雄英微微一笑，举杯示意众人安静。

    朱雄英的声音虽然温和，但很有力度，再加上他的身份，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此行巡视五京，是为了体察民情了解边防，如今一见，北疆安宁实乃我大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之果，而边疆之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及。”

    他目光扫过徐辉祖与朱棣，两人虽神色各异，但都听着，也没有哪个在这种场合甩脸子。

    上到燕王朱棣，下到北平的文武官员，他们都很清楚，对付巡抚来的天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与其发生冲突，不被其找到疏漏的差错。

    朱雄英继续说道：“徐将军所言的众将士用命，燕王殿下的威震草原，皆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北疆安宁，既需将士们英勇无畏，血洒疆场，亦需朝廷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此一来才能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保我大明边疆永固，这话可还有几分道理？”

    出乎朱棣的意料，朱雄英并没有趁着话柄落在他那里，就对朱棣如何如何。

    其实仔细想想也知道，在大明，想要扳倒一个藩王，没有充足证据是不可能的，而想要整死一个藩王，那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如果藩王失德，第一步也是叫回京中教育，第二步是改封。

    目前为止，哪怕是如秦王那般在封地里搞得天怒人怨，也没有说直接被赐死的。

    更何况，朱棣不仅没什么罪过，功劳倒是不小。

    所以仅仅靠着一个话柄，除了明面上得罪朱棣，没有任何的好处，而让他面子刺一下又能如何呢？朱棣的脸皮可是足够厚的，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反而让人看到了皇室不和睦的一面。

    因此，朱雄英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其实是相当高明的一种做法。

    最重要的是，朱雄英的立场足够稳。

    他的话语里，明确表示了，他是从朝廷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他個人的角度出来，希望整个北疆都能团结一心。

    说到这里，朱雄英顿了顿，似乎在思考如何更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合纵连横之策，不仅用于对外分化蒙古诸部，对内，我们也需要小心。”

    这就是不点名批评了，话说的不重，也照顾了他们的自尊心，随后朱雄英话锋一转道：“北平乃我大明北疆重镇，若我等能摒弃成见，携手共进，那北疆何愁不安？大明何愁不强？”

    此言一出，宴会上原本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松。

    徐辉祖与朱棣相视一眼，各自心中暗自思量。

    徐辉祖率先举杯，向朱棣示意，声音中带着几分诚恳：“燕王殿下，徐某先前言语或有不当之处，还望殿下海涵。”

    朱棣亦举起酒杯，回以一笑：“徐将军言重了，你我同为大明效力，自当同心协力。来，为了北疆的安宁，为了大明的未来，干杯！”

    随着两人酒杯相碰，宴会上的气氛再次热烈起来。

    朱雄英见状，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这番话虽不能直接解决北平内部的矛盾，但至少为双方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为未来的合作留下了可能。

    至于两人能不能合作，还是真就跟宿命冤家一样对着干，那就并非是他能左右的了，至少从自己的职责上，朱雄英已经做到最好了。

    嗯，从内心来讲，徐辉祖还是不太可能跟朱棣尿到一个壶的，所以朱雄英这番话虽然顾全了两人，但过了今天，该干仗还是干仗。

    当然，对于燕王朱棣本身，朱雄英还是心存疑虑的没办法，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换谁都一样，只不过朱雄英没有朱允炆那么极端，就算他真的继位了，他也不打算短时间内就用那么大的力度削藩。

    在朱雄英看来，连拉一派打一派都搞不好，朱允炆压根就不是玩政治的料，他的几个谋士，诸如齐泰、黄子澄，也是蠢的可怕。

    若是真由他削藩，那也是徐徐图之，先把德行最不好的几个藩王给改封，然后由与他关系较近的藩王去替换，这样才是一箭双雕，至少师出有名而且让一批藩王得到好处站在自己这边。

    其次则是先强藩后弱藩，先削护卫后改封，无论如何软禁甚至逼人自焚，肯定是不行的，从任何方面都说不过去。

    最后，就是海外封藩的法子了。

    这个思路其实从他对如何改封秦王的建议里面，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与其把大明的藩王问题当成内部矛盾来处理，在朱雄英看来，倒不如转化成外部矛盾。

    为什么会爆发靖难之役？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朱棣被逼的没退路了嘛，但凡朱棣有条退路，他都不可能起兵造反，如果没开天眼，都觉得以北平一地对大明倾国之力必败无疑，败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而之所以明知道是败也要拼死一搏，就是因为现在不拼，马上就死。

    所以，真的不要把人逼到无路可退，大明在扩张期，是可以走海外封藩这条路的，这是和平的法子。

    毕竟和平削藩这种事情，对国家是有利的，也有助于历史进程走上正轨.不管怎么说，塞王制度，在明初来讲，其实都是必然的一种抉择。

    不要笑古人蠢，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规定出来的制度，往往都是当时的最优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差罢了。

    宴会结束后，朱雄英被安排在了燕王府的贵宾客房休息。

    夜深人静之时，他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思绪万千。

    此行巡视五京，他看到了大明边疆的坚固防线，也感受到了边疆将士们的尽忠职守。

    但更让他担忧的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危机。

    像是吉安侯陆仲亨这种资历侯爵，在一个地方动不动就坐镇十几年的，可不仅仅是个例。

    在如今的大明，虽然国公这个层级，已经开始频繁调动了，但侯爵依旧是军中的坐地户。

    一方面，是调动起来会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怕出乱子。

    “历史一旦被改变，后续的变数便完全不可控。”朱雄英喃喃自语。

    朱雄英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太子嫡长子，他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不能越界，但也要为大明的未来筹谋布局。

    不过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肯定是大明的未来的演变趋势。

    这样的制度，虽然会造成防区更小更分散，以及总兵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但对于中枢来讲，明确划分防区和责任的制度，是更有利的。

    之所以要搞总兵制度，是因为大明现在的指挥层级中间有空缺。

    朝廷中枢负责军事事务的，是五军都督府。

    这个没问题，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还是什么其他机构，中枢总要有一个抓总的军事负责机构。

    问题就出在都司卫所制度上，这种制度由都司、卫、所三级构成。

    都司是地方上最高级别，负责统领一片区域内的所有卫所，并向五军都督府分管这片地方的那个都督府报告情况。

    卫是中间级别，负责管理一定数量的所，并调配兵力，所是最基层级别，负责驻守一定范围内的城堡或屯田，并执行卫的命令。

    而在特定的地区，诸如甘肃、宁夏、辽东等地，由于当地就没有什么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军户，所以就设置了“行都司”来统管军民政务。

    但问题在于，都司这个级别，管辖范围过大了。

    以朱雄英刚刚经过的山西举例。

    山西都司，十六个都指挥使司之一，于洪武八年十月设置，属于后军都督府管辖。

    其内部有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蒲州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然后现在还名义上管着晋王三护卫和代王三护卫。

    可山西的军事情况，是山西都司能够及时反应过来并且指挥的吗？

    很显然不是，因为山西的最南部是中条山地区，而最北部，直接就是大同以北出塞的地方了，两端情况不说是天差地别，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一旦战事发生，那么大同一线，雁门关一线，必须快速反应，只能由当地负责指挥的国公或者侯爵来判断。

    正因为这种实际情况存在，所以山西都司，哪怕不用进行任何制度改革，现在它本身也是没指挥权的，主要的兵权，都在颖国公傅友德，以及负责山西北部几个重要防区的侯爵手里。

    如果历史线没有改变，到了永乐时期，由于防御模式已经逐渐转移到沿边防守上，因此朝廷会委派重将在边防区域长期驻防，总兵官作为某个防区的最高级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当地所有军队，并向中枢报告情况，而总兵官不仅拥有指挥作战和调动兵力的权力，还拥有节制都司卫所和诸王军队的权力。

    而到了仁宣时期，总兵制度就彻底定下来了，明确规定了总兵官权力，并要求佩印，宣宗朝时期不仅完善了总兵镇守制度，还对总兵官施行免其朝贺的礼待制度。

    所以，总兵制度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为了战略上的快速反应，就必须要在都司和卫之间，多加一个层级。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譬如大同和宣府，在对抗蒙古人南下时，根本就是一体的，而这两个地方却属于两个都司.真打起仗来，你能指望先让两个都司之间沟通好粮食、军械、兵力调配等等问题，然后再统一指挥吗？

    而九边制度，则是由总兵制度延伸出来的。

    大明的北疆防线长达万里，如果处处设防，那就约等于处处不设防。

    所以必须采用重点防御的办法，除了重点防御地区，其他地区都是负责警戒的，而根据总兵制度的思路，由各个重点防御地区串联起来，那就是九边了，只需要在九边重镇驻守重兵，形成有点有线、以点控线、以点制面、点面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就能确保北疆无忧。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九边体系是相当不错的，起码，没出过大篓子。

    明朝中期国力还算强大的时候，对于宁夏和河套等地，完全能够做到重拳出击，戚继光镇守蓟镇的时候，更是和平了十年之久，而即便是到了明朝后期，在内部农民军起义严重影响了九边的后勤和防御重点的情况下，依旧没有什么大篓子，不管是宣大一线还是山海关一线，都很稳当，如果皇太极不借道蒙古草原带上八旗全部家当绕了个大圈千里奔袭的话，蓟镇正常来讲也不会有问题。

    而九边的形成，则是先有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镇，初步实现了沿边五大军事重镇的布防格局，然后才有了蓟镇、榆林等镇的出现，而九边军镇的层次化配置，也使得大明的边疆军事力量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灵活调动和配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军事防御网络。

    朱雄英结合他这段时间，在北疆防线上考察的见闻，一并写了一封信，次日一早，通过携带的电台发给了开封的河南布政使司，然后由河南布政使司转发给京城.电台离得太远，功率就不太行了，倒是陆续有一些大的电台，但大的电台又不方便携带，所以只能中转一下。

    京城，还在和马皇后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朱元璋就收到了。

    如今年纪大了，朱元璋的饮食，也明显健康了不少，或者说，吃肉有点吃不动了。

    朱元璋接过来，只是看了看，眉头便微微一皱，心中暗自思量。

    马皇后见状，温柔地询问：“陛下，可是边疆有急事？”

    朱元璋轻轻摇头，眼神中却难掩凝重：“不是急事，却比急事更让人忧心.这是英儿从北平发来的信，详细阐述了这次对北疆防线的考察，还有就是对未来军事制度改革的见解。”

    马皇后闻言，放下手中的筷子，认真地倾听着。

    朱元璋缓缓展开信纸，逐字逐句地读了起来，不时沉思。

    信中，朱雄英不仅描述了他的北疆见闻，也提出了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的构想。

    马皇后还是挺高兴的：“你看看，这孩子真是长大了，心思缜密，见识不凡。”

    朱元璋这次却并没有多少高兴的神色，他只是摇了摇头。

    “总兵官制度若是定下来，与节度使何异？”

    总兵官，表面上看起来跟节度使是不太一样的。

    毕竟节度使是使职，跟朱雄英作为巡抚五京的天使一样，是临时的特使，属于特殊情况，办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可为什么节度使能演变成藩镇？杜佑曾在《通典》中写道：“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是百司具举，庶绩咸理”，说白了就是因为使职，起初是因为临时又有需要而设置，后来发现效率极佳，比那些职事官好用多了，于是干脆让使职代替了职事官，比如节度使和盐铁使。

    发现了吗？这跟朱元璋为了北疆便宜行事，所以派遣国公镇守特定地区，是一样的。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把这种制度，以及国公们的轮换，变成正式的制度，给它书面化规定下来？难道是朱元璋不懂这种制度的好处吗？

    当然不是，朱元璋很清楚这种制度对于北疆军队作战的好处，可是这种制度如果从徐达开始算起，如今都二十多年了，也始终没有任何名分。

    “名分”，对于帝国来讲，很重要。

    有名分和没名分，那是两回事。

    没有名分，你只是临时负责这片区域的，哪怕这个“临时”能临时个二十年，那你也是临时。

    这跟临时工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旦真较起真来，不需要任何理由，直接就能夺了你的兵权，你在制度层面没有任何能够反驳或者扯旗抵抗的理由。

    但是一旦这种临时工变为正式工，变成了总兵官，那性质就变了。

    这里面不仅仅是将领的性质变了，卫所兵的性质也会跟着变，朱元璋虽然看不到以后明末总兵们视军户如奴仆，豢养私兵“家丁”组建私人军队的德行，但是制度都是有历史可以参考的。

    还是唐朝，还是节度使。

    唐初的制度是府兵制，这种继承自西魏、北周、隋的制度，秉持的理念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各州设立不同数量的管理机构，然后府兵每年农闲时节定期参加训练，一旦朝廷征召或者他们进京卫戍、去边境换防，那么就自带粮食兵甲去。

    唐初那么武德充沛，跟府兵是分不开关系的，但府兵制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府兵的田会被逐渐侵占，府兵的战斗力也会下降，再加上府兵制度受到作战半径的影响，帝国的疆域越大，那么府兵的战斗信念和补给能力都会极大降低.太宗时，府兵戌边三年一轮换，而到了玄宗的时候别说三年，六年都回不来了，老家所处的地方偏一点的话，从安西走回来就得两年。并且，因为关陇集团对当年北齐、南陈故地的不信任，府兵制度在大唐近一半的土地上，其实是推行并不力的。

    所以府兵本来就没多少，统帅也不是本地人，都是中枢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选拔任命，如此一来兵少将生，面对北疆的游牧民族，那就只能被动挨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北疆搞常驻的边军，而且需要大量招募非府兵的汉人勇士以及归附游牧民族，也就是胡儿。

    这个问题在河北方面体现的尤为严重。

    当年东西魏分立，若不是宇宙大将军侯景在沙苑之战时候的脑残建议，东魏早就把西魏给灭了，即便如此，高家建立的北齐一开始也在与北周的对峙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山东集团（指崤山以东）和关陇集团天然就不对付，到了隋唐一样如此，庙堂里基本上全是八柱国后人，而河北人天生就低人一等。

    而一旦这些河北籍的汉人或者是胡儿掌握了军权，那么接下来不管是养寇自重也好，故意挑起战端也罢，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打仗，而打仗就需要募兵，为了图方便，中枢也就把募兵权放给了节度使，自己手里捏着财权，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相继自行募兵，而后因为中枢内斗，为了拉拢边将，又下放了财权，最后就是安史之乱，以及从唐朝中期开始始终与唐帝国并存的藩镇割据问题了。

    所以，逻辑就很简单了。

    从朱元璋的角度来思考，现在虽然实际上勋贵已经承担了总兵官的职责，但并没有名分，而一旦给了总兵官的名分，并且把分片驻防的九边制度作为国朝的正式制度给确定下来，那么这些总兵官们，就实际上掌握了军权。

    掌握了军权的总兵官，你猜还会不会听名义上的上级机构都司的指挥？

    听个屁！

    现在山西都司指挥得动傅友德吗？陕西都司指挥得动冯胜吗？北平都司指挥得动蓝玉（辽东行都司名义上隶属北平都司管辖，但实际上直接接受五军都督府管理）吗？

    所以，有了名分，总兵官就是唐朝早期版本的节度使了。

    节度使为了增加自己手里的权力，肯定会不断地在边境挑事，这根本不用想，屁股决定脑袋，有几个像是戚继光那种“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人？戚继光当蓟镇总兵的时候，修筑空心敌楼，完善车阵，搞的都是防御性战术，蒙古人知道啃不下来，干脆就不进攻了。

    在边境挑事-增加手下军队数量-进一步要求财权和治理权-形成独立王国，眼熟嘛？这就是李成梁以及他的派系走的路，可戚继光这种人注定是少数，玩养寇自重的李成梁才是多数，而李成梁的行为，除了没造反，其他跟安禄山、史思明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李成梁遗留下来的辽东将门，和藩镇有什么区别？

    九边总兵制度，发展到了晚期，注定会复刻唐朝成为藩镇。

    朱元璋对此，看的清清楚楚。

    正因如此，朱元璋才对此不置可否。

    当然了，继续这么“临时”下去，也不是回事，但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朱元璋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英儿的想法，让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只是，这藩镇问题，始终是个心腹大患，英儿虽有远见，但想要真正解决，谈何容易，这个办法咱觉得是不可行的。”

    “唐之藩镇，翌日之总兵。”

    朱元璋放下了手里的纸，下了结论。

    马皇后轻轻拍了拍朱元璋的手背，安慰道：“别急，英儿既然能提出这些见解，必然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且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想、怎么做，再从中引导便是。”

    “妹子说得对。”

    朱元璋沉吟片刻，点了点头：“英儿这孩子，有勇有谋，将来定能成大器，只是他现在还年轻，需要更多的历练和磨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让他多走走长长见识吧。”

    吃完早饭，朱元璋口述，让王景写了一封关于此事看法的信，随后给朱雄英通过电台，先发给河南布政使司，然后由河南布政使司转发了过去。

    朱雄英在北平燕王府的客房内，正埋头于案牍之间，整理着近日来所见所闻的思考，除了北疆的军务，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一路走来，对于他而言，确实是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门外的锦衣卫轻声禀报：“殿下，京城有消息。”

    朱雄英放下笔，连忙起身开门接过信件。

    拿过来一看，是皇爷爷的亲笔回复。

    信中，朱元璋并未直接否定他的建议，而是以另一种角度，结合了唐朝的藩镇，阐述了对总兵制度和九边防线的考量。

    朱雄英细细品读，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奈。

    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对应当下的人来讲，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最优解，就是拖着不解决，留给后人，相信后人的智慧。

    这样的话，既不需要背负历史责任，也不会对眼下的情况有什么影响。

    这些国公，再临时个十年，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但问题就在于，两个十年，三个十年，四个十年呢？

    朱元璋在的时候，可以凭借独一无二的威望压制住这些百战名将，朱标也可以，那么朱雄英如果当政个几十年，也能这么搞吗？真就不给个名分吗？就算朱雄英可以，他的后代呢？

    这种事情，总是要最后形成制度的。

    不过朱元璋的担忧，也并非无的放矢。

    朱雄英放下信纸，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初升不久的太阳，心中已有了计较。

    暂时做不到的，可以先放下，但绝不能忘记。

    改革之路必然荆棘密布，但他更清楚，为了大明的未来，这些阵痛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朱雄英除了继续巡视北疆，还特意走访了更多偏僻的隘口，与当地的军官、士兵还有百姓深入交谈，收集更多的一手资料。

    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不能脱离实际，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

    有了这些走访的资料，朱雄英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份更加详尽的改革方案，这份方案不仅包含了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的构想，还融入了更多关于如何防止权力滥用、确保军队忠诚的措施，这份东西，或许短时间内用不上，但朱雄英必须要为以后做准备。

    而就在朱雄英基本上完成了巡抚五京的工作，准备返回南京应天府的时候，一份有些异乎寻常的情报，却从辽东传到了北平。